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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财贵先生:中华文化复兴内涵深厚、理性高远,请问我们怎么落实去做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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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财贵先生:中华文化复兴内涵深厚、理性高远,请问我们怎么落实去做?

时间:2016-10-08 10:52 | 来源: 文礼书院| 作者: 王财贵

中华文化
 
       在我们这个时代,我称它为大时代。因为这是千古以来——我们不知道地球曾经有多少次生物繁衍再消灭再繁衍,但是就着这一期地球生物的繁衍,就着我们所知道的人类历史的发展,从古以来,没有像我们这个时代这样,地球的两个半边,这两大民族两大文化交会的时代。所以这是一个大时代,这个大时代让我们真正清楚地看到人类理性完整的成就。只是在刚刚交会的时候,我们看到西方有西方的特质,东方有东方的特质。请问,假如你是一个完整的人,或是你有希望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的志愿,或者说我们想要让中华民族子孙能够受到真正的成人的教育。请问你要怎么面对自己生命,你希望自己的生命怎么样开展,乃至于你希望我们的民族往哪一个方向去发展?你希望我们的下一代接受什么内涵的教育?这一百年来,本来中国人应该负担起让人类理性全面发展的责任,当然,西方人也应该这样,不过,中国人来说这句话,是比较有衷气的,是比较恰当的。
中国应担负起中西文化融合之责任
 
       为什么这样说?有两个理由。第一个理由:刚才我们引到康德说,人类理性有两种用途,这两种用途不是一个向东一个向西,左边右边,不是这样安排的。人类理性的两种用途,康德说:“实践理性有优先性”。什么叫优先性?就是生命的学问优先于知识的学问,也就是说,生命的学问可以涵盖知识的学问,把生命的学问开发出来了,它必定涵盖着知识的学问。这是人类理性的结构,这种结构不是左右的结构,而是上下的结构。所以在下位的学问,并不一定能够主动接触到上位的学问,不一定能够包涵上位的学问,而在上位的学问如果它自我明白了,它必定包涵下位的学问,必定要求自己开出下位的学问。所以知识的学问不一定能够引发生命的学问,但生命的学问必定带动知识的学问,此即新儒家牟宗三先生所说的:“道德的宇宙必包涵知识的宇宙”。而刚才说我们东方,尤其是中国的学问——因为所有东方的学问都在中国,儒道两家是自本自根生发出来的,而佛教的发展成果大乘佛法,已经被中国所吸收——所以,整个东方文化全部在中国,中国的文化就代表了东方的智慧,也代表了实践理性的发用。而实践理性必定涵盖知识理性。这就为什么中国人要负担起两种理性的融会贯通的责任,是责无旁贷的第一个理由。

       第二个理由,是因为西方文化跟东方文化接触时,刚好是中国国势衰落的时候。国势衰落并不一定理性衰落,民族不能够打胜仗,并不一定他们的人生理想就比较卑微。不过世间人往往是功利的,中国人也跟着一起功利。当我们的国势,武力不如外国的时候,我们的知识分子也怀疑到自己的民族心灵是不是比较卑微、简陋、无用......其实,两种文化都是人类理性的发用,都是后人应该继承发扬的,而在这个交会的时候,西方文化好像凌驾于东方文化之上。其实是他们的国势凌驾于中国之上,并不一定是他们的文化价值就天经地义的凌驾在中国文化之上,这一点认识非常重要。我们误解了以后,西方人看不起东方人,东方人也看不起自己而只崇拜西方人。造成了中国人努力去学西方文化,而西方人并没有努力学中国文化的现象,当然,我们中国大概也没有人值得西方来学习了,因为中国人自己把中国文化打败了。所以历史如果是公平的,中国人尊重西方,西方人尊重中国,中国人可以学西方文化,西方人也可以学中国文化,这样我们就不会说整个人类文化的融合要由中国人来完成,但是历史因缘造成中国人才能兼学两面,所以会通两面的责任必就自然落在中国人身上了。不过,很可惜的是,中国人现在负不起责任,为什么?因为我们把自己打败了。所以今天我们谈文化复兴,应该重新检讨人类文化的根源,以及人类文化的总体,我们才知道我们要向哪个方向走。其实,要向哪个方向走,老早就已经很明白了,我们平常说的,“古今中外”,就是:凡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都要学习,值得我们发扬的都要发扬。人为何能够如此呢?就是因为人本来是理性的存在,而理性本来就有这么多内容,在他心灵的深处一直要发出来,一直要涌现出来,假如你不让他开发出来,这是对不起自己,当然也对不起祖先,也对不起子孙。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现代的人,我们就应该开发理性的全貌,何况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人?

       假如两个理性有这样的层级安排,那么作为一个中国人,现在不应该自卑,而应该庆幸,因为我们站在文化的优位。这并不是表示我们比别人好,而来庆幸骄傲,而是我们祖先对于人类理性的路走对了,他只是在另外的方向没有开发出来,但是我们祖先并不反对知识理性的开发,没有开发出知识理性的成就,这不是古人的过错,因为理性要开发出来,不是一时可以开发完备的,所以你要责备中国人为什么没有知识理性的成就,没有科技成就的时候,你也应该想一想,西方人有没有儒释道这样高明的人生指导。现在,不是比较的时候,也不是互相贬抑的时候,尤其不是自我作贱的时候,现在是重新再检讨人类应该有哪些走向的时候了,这就是所谓中华文化复兴的态度。

       中华文化复兴的第一个基础
 
       所以中华文化复兴要有基础,首先态度要端正。态度总结起来,就是回归理性,完满理性。我们回归了理性,渐渐就能完满理性,能够完满理性,我们就能重新创造更丰富更完美的文化,来留给我们子孙,来贡献给全人类。
 
       这就是中华文化复兴的基础的第一步。

       我们不可以再像一百年前刚刚遇到西方文化时期的混乱。当时有两个方向的混乱。第一个方向就是以义和团为代表的,以夏制夷,完全排斥西方,视西方为仇敌,以为只有中国就能够自给自足,这种文化心态后来在现实中失败了,惹起了八国联军,以后就没有人再走义和团的路。因为那彻底的失败,我们中华民族走了另外一条路,就是五四运动。五四运动刚好和义和团相反,他们处心积虑要打倒中国,全盘西化。
 
       这两种态度,我们如果用人类理性发展的总体方向来检查,马上可以发现,他们都是偏激的、片面的,凡是偏激片面的,都不容于这个大时代,他们对大时代都不能负起责任,这就是中华民族一百年来之所以不出人才,民族生命之所以找不到出路的最重大原因。因为义和团很快地失败了,成为世界上的一个笑话,它本来就是笑话,凡是不依人性的全面性而思考而行动的事,终归是个笑话,但那笑话的代价太大了——国破家亡。五四的全盘西化思想却好像给中国带来希望。中国人因为经过了国联军,中日战争等连续的失败,就想:可能是传统出了问题了,一切真理应该都在西方,所以只要把自己的传统打倒了,我们只要变成西方人,中国人就得救了。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想的。五四在1919年,到今天刚好90年,这九十年来,请问中华民族走了这条全盘西化的路,请问是怎么走上去的?是由于中华民族的自觉自信而定出来的,还是在一种被压迫的,自我作贱的心态之下,很迷茫的乱闯,闯出来的一条迷茫路?

       所以今天谈中华文化复兴,我们先谈态度问题,态度就是要彻法源底一鼓作气回归理性,这个理性如果不能从根源上了解,我们可以从它的表象上了解,人类已经表现出来了,叫作东西文化,“东西文化”一辞,听起来似乎没什么特别,大家都在讲,但是我们必须经过这样的反省,才能认识得非常真切,而且我们心里才能有一种愤悱之情。孔子说“不愤不启,不悱不发”,现在中国人回看百年的扰攘,应该兴起一种愤悱之情,这个愤悱之情,我们先不说要拯救人类,我们也先不说要复兴民族,我们先说要对得起自己的生命。这个态度一建立,我们就有了生命的方向,所谓知止而后有定,定而后能静,静而后能安,安而后能虑,虑而后能得。

       我们一听到有这么多的内涵,都需要去学习去发扬,我们怎么有能力呢?这岂不是圣人吗?是的,这就是圣人的理想。但是这并不是要每一个人都在他有生之年完成这么大的志业,必须才华高,再加上一生的努力,才能接近这个理想。但是,每一个人,不管他禀性如何,都不能没有这个理想,没有这个理想,就是自我的设限,等于还没起跑就认输退场了。尤其如果我们为整个民族来着想,更不能没有这个理想,因为民族是一个集团的生命,纵使我们个人的力量有限,但人人有此理想,则人人凭着他禀赋,加上自己尽情的努力,有人在这边努力,有人在那边努力。加和起来,在一个集团中或许可以完成人类总体的理想。当然,要这样完成,也必须集团中的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见识。
 
       譬如,有的人的生命特质和机缘偏重于知识理性一边,成专家,但是这个专家一定要有通识,一定要尊重其他理性的发展。有的人的生命特质和机缘偏重于实践理性的发展,修行有得,但他也一定要尊重知识科技的成就。这样大家才能互相提携,互相赞叹,这才成就一个所谓的“和谐社会”。扩而大之,中国人尊重西方人,西方人也来尊重中国人,这就是人类总体的和谐。所以要说和谐社会,和谐世界,必须先要有和谐的理性。人类只有一个理性,人类所有思想与文明都从这里发出,如果从理性根源发出的思想,就是有价值的思想,从理性开发出的文明,就是有价值的文明。假如不是从理性开发出来的,就不值得我们去学习和推崇。 一个人如果能这样想这样做,就是一个理性的人,就能够自我安身立命的人。我们各人尽各人的本性,也希望我们民族尽民族的性。这是天下的公义,不仅中国文化要这样发展,我们也希望西方这样发展。西方文化假如还不能走向这条完整的路,我们中国人应该先走,做个典范,我认为这才是所谓“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”的真实意义。我一直希望,说“中国人即将领导世界”,千万不要只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着眼,应该从“为人类总体理性文化的开发创造”这个地方着眼,这才是能够保障人类永恒的光明,复见天地之心,能够这样,我们才能作为世界的典范,作为典范是要负责任的。

       我们有了这种基础,才可以谈中华文化复兴,要不然中华文化复兴只是一个口号,一个空虚的概念。你自己的生命投不下去,不论你说你做,心里是不踏实的,是自欺欺人、畏首畏尾、瞻前顾后的。但是,如果能从这个源头认识到你生命的方向,认识到民族的方向,必定是念兹在兹,必定是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,这叫作,“有真知而后有真行”。一百年来,我们的民族并没有真知,因此没有真行。我们浪费了九十年了,从今天开始,不要再浪费自己的生命了,不要再浪费我们的民族了!
 
       中华文化复兴的第二个基础
 
       我们谈到中华文化复兴有这么重大的意义,这么深厚的内涵,这么高远的理性,请问我们怎么落实去做?所以我提议,中华文化复兴的第二项基础,应该放在教育的工作上。因为只有教育,才能感发人性,只有教育,才能造就人才。而教育也要回归到人类理性的根本意义上来做教育,其实,教育的意义是什么?假如对教育的意义还不能有很真实的了解,请问你怎么做教育?对意义不甚了解所作出的教育成果必定是有差错的。有差错后,人们会去修正,这叫教育改革。二三十年来,全世界都在做教育改革,我们中国两岸也跟着做教育改革,教育改革的基本意义就是想把教育办好。什么叫把教育办好?教育如果是教人,我们就要开发他的人性,这样才能把教育办好。所以教育改革要回归到人性来改革,假如教育改革而不回归人性,这个改革必定还是失败的,可能越改越混乱,越改越糊涂。全世界二三十年来的教育改革,没有一个国家是成功的,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是回到人类理性的根源来思考教育问题。所以,我们教育要有成效,能够教出一个人,能够使整个民族走向丰富广大笃实光辉的前途,我们一定要把握教育的本质。而教育如果是教人,就是开发人性的工程。那么我们想一想,我们的教育是否已经针对人性进行良好的开发?这个问题比较深刻,牵扯的范围比较广大,一时或许我们捉摸不到,什么叫依照人性来开发?以下,我把教育工作从人性的根源上分出三个面向,用这三个符合人性的面向来开发人性。你看教育是不是应该这样才符合人的特质,才能把人内在的潜能开发出来,才能符合刚才所说的,“复归天地之心”?

        我把教育的特质分成三个面向,就在教育的实践中表现人性,把握人性。第一个,教育工作中要注意的,就是教育的时机要把握......

        ......(下略,季谦先生在各种读经教育的倡导中常讲)
 
        ......我们要把古人的教育理想继续发扬。古人的教育是什么理想呢?就是教导一个人“成人”。尤其是儒家,教导人要尽己之性、尽人之性,乃至于尽物之性。这种理想在现代的表现,就是一面要继承传统文化,一面要吸收西方文化。要继承中华文化,最重要是从中华民族的智慧学起,从民族的智慧学起,一定要先改良语文教育,要有读古书的能力,才能有上下五千年的智慧。要学西方的文化,也从他们的智慧学起。西方的智慧也记载在他们的经典中。所以,我们以经典的教育来恢复人性,从恢复人性的观念做为立足点,我们才可以一步一步的开发完整的人性。这样,我们才不会辜负我们自己,也才不会辜负辜负民族。这就是我所谓的中华文化复兴的两个基础,首先在于正确的态度,进一步要真正的落实,是在教育,而教育的最核心的内容是经典的教育。我今天举出这两点想法提供给各位,让我们一起来思考,思考我们文化的方向。让我们共同努力,一起来为自己,为我们子孙,创造一番美好的前景。我祝愿我们的国家,祝愿我们的子孙,也祝愿这个世界,谢谢各位!     ——本文节选自季谦先生《中华文化复兴之基础》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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